为乙肝患者的生存境遇呐喊
这张侧面拍摄的新闻图片后来成为吴晓军创作的唯一参考模本，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更大的困难是，跟他一起制作的工人提醒他说，“这尊雕像要摆在哪里呢？” 吴晓军困惑了，雕像制成后他搁在工作室里一进门的地方，午后的阳光经常会穿过窗子投影在雕像上，半年来虽然伴随着吴晓军的进进出出，却跟他的思索一样停摆在那里。 直到看到新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出台，吴晓军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周一超的死终于有价值了。”社会学家毛寿龙向本刊表示：“社会的进步加快不应以牺牲个人为基础。”但艺术家显然考虑的角度不一样，吴晓军终于想好了，这个作品应该送给周一超的母亲，为此他拒绝了有博物馆要收藏的邀请，他甚至想好了怎么样安慰“周妈妈”。 但周妈妈在哪里呢？周一超在少年时父亲便去世了，入狱后又央求母亲变卖唯一的房产以补偿自己的“罪过”。周妈妈也许正过着平静而不愿被打扰的生活，“我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找到周妈妈。”吴晓军说，“希望看到这个作品时她能感到欣慰。” 制度性伤害及弥补 社会学家能包治百病吗？艺术家关怀了又如何？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规则是“预警制”而不是“追罚制”。尽管社会学家忠告社会进步不能以牺牲个人为基础，但对于充满制度性缺憾的现状来说，常常是以牺牲个体为基础的——通过牺牲个体而引起社会的大讨论，从而促进相关部门的警醒，进行制度建设和改善，这是“追罚制”的体现之一。 周一超、孙志刚及民工跳楼事件等等都是如此，这便引申出了一个问题：你不知道下一个受伤的人是谁，在哪里？但这个人肯定存在。尚未发生的事情既是个偶然事件也是个必然事件。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向本刊表示，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必须平衡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歧视乙肝疾患者则是对“1/10的国民不公”。他将议论生发到正在发生的铁路春运涨价上：“提价是没有道理的，春运期间服务质量下降了还提价，这简直是敲竹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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