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要求有些简单粗暴,而且也不现实。”李扁对通过这样的措施进行艾滋病防治表示担忧,“一个好的建议应该是可操作的。”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接受张北川的防治建议:公开艾滋病信息。 从1998年为同性恋者印制《朋友》手册,宣传安全性行为开始,张北川教授一直走在防治艾滋病的前沿。在他编写的手册里,对各种各样的性行为给予了细节性的指导:每种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多大,如何可以避免传染艾滋病等等。张北川教授“防艾”的方式很明确:应当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青年人都是艾滋病侵袭的主要人群。要防治艾滋病,必须公开信息,让人们有能力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任”。 张北川告诉记者,在“卫生部艾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常务理事”等诸多头衔中,他更喜欢被媒体称为从事艾滋防治工作的医生。因为,他始终希望能够用“医生”这个身份,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艾滋病,明白社会对艾滋病的“干预”是一种关爱,而并非是强加于人的服从。 中国的性健康教育现状 从“同伴教育”到“促进立法” 2005年,一项由来自41个国家、超过31.7万人参与的全球性网络调查让我们感到,在中国推行健康的性教育已是刻不容缓。在这项调查中,98%的受访者都认为青少年应该从16岁甚至更早开始接受正式性教育,但是中国的受访者则普遍认为这并不必要。 复旦大学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