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教授同时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正在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不仅要活着,更要活得健康,活出精彩。因此,公众防控传染病的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这是好事。 作为社会学家,郑杭生分析说,过去人们对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周围情况不怎么在意,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随着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科学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疾病对自己的威胁。 喻国明说:“过去那种所谓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信息封闭基础上的不可靠的‘安全感’。”而现在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的公布做了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疫情及时、准确地发布。因此可以说不是发生的病例越来越多,而是公布病例越来越及时了。同时,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使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地得到拓展,疫情信息经过媒体的传播必然对公众产生强烈的冲击。 从社会风险分析的角度郑杭生提出,目前在我国,传统类型的风险,例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而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如新型传染病、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刑事犯罪等的存在,又表明了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 “错位”不应成为常态 传染病防治不单是一个医学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百姓认识上出现的“错位”也说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公众自身还需进一步讲究危机处置的艺术,增强抗御风险的心理承受力。 曾光希望,政府更加注意发挥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