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从暧昧到阳光的中国艾滋病政策
2002年8月，在几个朋友的协助下，万延海将孤独进行了8年的“爱知行动项目”整合成“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简称爱知行)。其办公室经历过多次变动，直到2004年8月，才在北京西四环定慧寺，找到相对稳定的场所。 整合爱知行项目的契机是河南农村农民因有偿卖血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的事件。从2000年开始，万延海经常收到来自河南农村的信息，“有关多少人因为艾滋病死去的消息经常传来。”2001年7月，万延海委派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李丹和中国第一位公开姓名的艾滋病少年宋鹏飞，前往河南了解当地的真实状况。 2001年11月，中国第一次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7位来自河南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来到北京，与万延海和一些媒体工作者相识，召开了第一次有关河南农村艾滋病现状的民间新闻发布会。是年年底，万延海和李丹、一些HIV感染者等人租下办公室，开始了对艾滋病干预、国际合作的团体实际操作，万延海完成了从个人力量、一个项目向一个组织的转型。 此时，万延海和爱知行动项目面临的难题是怎样获得政府的承认。按照现行法律，万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社团注册，也可以向工商部门申请公司注册。万选择了后者，2002年9月，他获得了北京市工商部门的登记核准，机构名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但在国际上，公司注册的NGO是不被充分认可的、完全意义上的NGO。 NGO的抗艾力量 爱知行项目之初，万延海常把时间花在国外。“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国人对艾滋病最初的反应。”万延海说。 1985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接收了一个特殊的病人，当其病例被传真过来时，他已经死在了协和的病房，病历显示是“艾滋病”。这个病房里的一切物件后来都被烧掉了，之后，病房被关闭了很多年。“从一开始，中国人是那样紧张，对艾滋病产生了严重的偏见，这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危机。”万延海说，“所以，在国内很多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之后，他们不敢站出来。” 万延海当年很难找到一个感染者，而且工作只能在“地下状态”进行。“没有人站在阳光下，他们的生命权既不被社会尊重也不被自己尊重。” 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使感染者获得帮助，这是万延海的爱知行动项目和其他早期的中国防治艾滋病NGO组织要做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工作，因为此时，社会上到处弥漫着“艾滋病是可怕”的声音，多方阻力下的NGO经常无法开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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