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一个国家的责任医疗保障呼唤制度性公正
由于专业限制，赵华琼大概讲不清权利与义务对等，也讲不清没有不尽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享有权利的义务这样复杂的大道理，她只觉得享受农民工贡献的城市理应对他们做出回报，她要为民工做点事。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社会公正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有良知人士的个体回报，个体也没有这种社会义务。在医疗保障问题上，国家的公正责任是建立一种对全社会成员一体适用的制度。让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对于进城务工从事低工资、高风险、高强度工作的农民工和生活困难的城市低保人员更是如此。 当这个道理由个人践行并成为新闻热点的时候，恰恰证明了对公民负有义务的国家对自身义务的忽视。赵华琼们分散的行动只是个体良知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制度性行为，当一个社会没有形成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制度保证公正时，赵华琼的“小补之哉”最终会“呜呼噫嘻”，而王建民们仍会不断送命，卫生部2006年工作会议制定的政策就会在实践中走向反面，成为某些人发人命财的新途径。 因此，国家就必须在大政方针上将指针的重心向公正倾斜，为制度性公正鸣锣开道，击破那种以不具备发达国家物质条件为借口，拒绝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大道理”。 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在宪法中把全民享受公费医疗作为一项宪法制度，并实现了全民公费医疗。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全民公费医疗与免费教育制度却得以保留。以中国目前的财力状况，我们没有理由在实际工作中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注意公正与公平的区别)加以大力调整。 若没有大政方针保证公正诉求，那么公正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在“效率优先”的借口下无法建立，勉强建立的个别制度就会因没有物质保障，在原有的利益结构中被抵消得干干净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