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SARS疾患幸存者：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自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中，从中国南方开始的" target=_blank>SARS(非典型性肺炎)肆虐全球，在人们心中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恐惧记忆。两年过去了，那些身染疾患的幸存者们如何呢？近段时间以来，本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三家医院，寻访了这一特殊群体。 2005年年底，就在医学界还在对SARS" target=_blank>病毒、激素和股坏死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时，董薇、李铃、刘远和北京几百名SARS后股坏死患者默默承受着身体、感情、家庭的一个又一个变故。 只能成了一个梦想 急诊区的走廊里，董薇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董薇很瘦，这和之前接触的SARS后股坏死患者有些不同。这是她12月1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地方。董薇目前只能上半天班，早8点到11点。为了照顾她，医院还特意加派了同事在这个岗位上。同事总是抢着干，所以大多数时间里，董薇就倚着操作台看着，递个东西盖个章。即便这样，回到家时，董薇还是觉得很累很乏，什么事都不想做，晚上八九点钟就一定要睡觉。再有一个月，就该恢复一天8小时工作了。身体是否吃得消的疑问让董薇开始考虑换岗的事：“急诊的护士哪个走路不快，我能走稳就不错了。”为此，原本计划读护理大专的董薇将专业改为医学信息管理，她希望能留在医院里，“做个图书管理员也行”，这多少也是为日后治疗费用报销问题作考虑。 董薇是2003年4月在医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因为住院期间病情较轻，出院后董薇并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同事确诊为股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右腿内侧的疼痛越来越重。结果出来了，右侧股坏死。刚刚对生活恢复希望的董薇再次绝望了，“感染非典那会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股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一个残疾人，终身残疾”。这对一个爱玩的姑娘意味着，下了班她不能和同事去逛街、打球、唱歌；她计划中的远足旅行，只能成为一个梦想。 不要忘了我们 这些担心中，柳眉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健康状况，她有些焦急，“能不能呼吁一下，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还没说完，她又低下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社会不要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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