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小康”--一个考量生活质量的全新视角
《新周刊》：有关报道中，你又提出“性小康”，本意是什么？ 胡佩诚：其实我是不愿这么提的，都是老百姓这么叫出来的，我的本意是说，以前我们的性知识贫乏，现在这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但是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又怎么能用“小康”这个词来形容呢？我一直主张提高人们的性健康水平，“性小康”跟以前提的“性健康”还是一回事。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性健康水平的呢？ 胡佩诚：性健康水平，就是指心理和躯体、社会都处于完满状态。性学，不是指性活动，而是包括性心理、性教育、传媒、医学等多方面的。 《新周刊》：性小康的实现也需要物质和教育的积累吧？ 胡佩诚：那当然需要了，尤其是物质水平的提高，才能让人注意到精神需求。 《新周刊》：中国现在似乎进入了性开放的年代，与过去相比，似乎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胡佩诚：我不赞成“性革命”这个说法。“性革命”得多少人参加啊，出现了一些变化，但不等于是革命。 《新周刊》：与外国相比，中国的性知识水平是否还有些差距？ 胡佩诚：中国对性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做法，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虽然对性的态度开放了许多，但有些人还是有所谓的“处女情结”，由于文化的不同，也不能说中国是完全落后的。 《新周刊》：评判是否达到“性小康”的指标是什么？ 《新周刊》：你打算设立中国最高级别性学奖项——“中国性学功勋奖”和“中国性学贡献奖”，评比标准是什么？ 胡佩诚：这个奖项的评比是在业内讨论，贡献奖可能会颁给吴阶平。 《新周刊》：性教育从幼儿园的娃娃抓起，是不是为时太早？据报道，很多娃娃并不能听得明白。 胡佩诚：那要看教育方式了。从娃娃抓起是对的，我们说过“零岁就有性意识”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