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听说你得病后,许多医院都拒绝为你治疗? T:是的,因为我有个坏名字———艾滋病人。最后还是佑安医院的大夫做了个姑息疗法。要彻底根治必须要由骨科的大夫来做手术,但骨科的大夫不愿意做。我有个朋友找到一个骨科医生,想请他给我做手术,他说:你想害死我!有些医院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病人赶走,可能会更有利于他们的经营。很多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医院都不愿意说有艾滋病人在那里,怕影响到其他的病人来看病。 笔者:你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吗? T:这不是歧视的话,什么是歧视呢? 现在很多人把艾滋病当作道德审判的结果。我们有不少病友,知道自己得了病以后马上跌入一个绝望的深渊,一个无地自容的境地。加上一些医护人员态度恶劣,突然把周围所有的病人都调走,然后叫家人把你接走。这些都会影响感染者今后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到最后受害的是整个社会。 笔者: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些,为什么最终受害的是社会? T:首先,由于社会的歧视,一些感染者不敢去做检查,这就有可能传播给他人———比如无保护的性行为。另外,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破罐破摔———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及时行乐吧!这样也可能导致疾病的进一步蔓延。所以我觉得,关爱是艾滋病人最需要的,甚至比治疗还重要。 笔者:你的病从3月一直拖到9月才动了手术,还只是暂时缓解了症状,不能彻底根治。在这将近半年的等待中,看着病一天天加重而得不到治疗是什么心情? T:我是听天由命,能活到哪天算哪天。当时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在床上等消息。其实在我得艾滋病的时候就已经算是死过一次了,对死亡我现在已经没有很大的恐惧,但感染者也是个人,他同样有要求平等的权利。不过我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正是他们的奔波和努力,才让我做上手术。对社会,怎么说呢,我是失望,但也理解。 笔者:你说的理解是指什么? 笔者:我记得你手术结束了,在佑安医院住院期间,在论坛上发帖子说:北京的天气真好。我当时看了挺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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